秦兵思考:为什么中国人不擅长结社
Wednesday,
September 24, 2025
1:31 PM
- 2025年9月19日,我们8位做为14位律师的代表参加了第三次海外人权律师的周五例会;
- 游飞翥律师做为会议主持人,就轮流主持会议、管理组织事务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大家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会议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章程问题,我们设定章程需要进行三读才能通过(估计99%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三读),在何时通过一读的时间问题上,我与吴律师产生了很激烈的争议;
- 我的理由是章程文稿没有提交给大家,不具备一读的基本条件;
- 吴律师的理由是即使今天没有提交给大家,下周提交后也应当在周五进行一读;
- 整个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散会时约定我于9月26第四次例会时给大家讲述如何使用谷歌共享文档进行多人同步修改;
- 9月21日周一,吴律师把周湘伟、玉品建律师修改的章程发给我, 我共享给大家,吴律师也感觉效果不错;
- 9月22日周二,吴律师SIGNAL群里仍然坚持要设定章程通过的时间,认为如果要加速设定截止时间,不如设定工作时间,例如:讨论或者辩论100小时后通过
- 9月23日早晨起来,我才发现吴绍平律师、游飞翥律师已经退群,不久周君红律师也退群;
- 因为9月19日时,约定游律师的搭档要负责本周五的例会,游律师一退群,也没有安排负责人,我们需要另行寻找主持人;
- 退群是华人网络行为中极为常见现象,因为我们有一条古老的退群行为指南规则:道不同不相为谋!
- 可是什么是道呢?古人没有想到今天的微信群,更没有想到过会有“退群”这种方便的行为,所以没有人详细解释过。
- 想到2008年我们准备要求北京律师协会废除对外地律师的歧视政策、公开会费收入、降低年检费用时,在选择道路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 从2008年3月到2008年6月的两个多月,有30多名律师每周五都聚集到我在魏公村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辩论,好几次都辩论到深夜;
- 我和李苏滨律师的观点是必须走投票之路,通过选举重建北京律师协会;有的律师则认为应当通过示威游行静坐来给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施加压力;
- 当时就是两条道:一条是选举之道,行使投票权通过选举改造律师协会,其他的方案都是第二条道路;
- 每一次辩论结束后,下一次来的律师就会减少几位,包括我所的同事王少光、魏汝久律师最后都明确表示不再参与例会,相当于“退群”了;
- 我给李苏滨律师说,谁走我们都不要劝,我们需要一个自然的组织,一个具有经过辩论之后对投票和选择有自觉认识的组织;所以,2个多月里我们只是邀请更多的律师同仁进来,包括当时全体的著名大律师,但是没有去挽留任何一个想离开的人;
- 十多场辩论会下来,只剩下不到十人个人了,其中有李苏滨、许志永、唐吉田、程海、我和同事杨慧文;
- 如果说08直选运动有底谷期,估计这就是最大的低谷期了,相当于减员60%;
- 但是,事后看来,这次大规模的减员为未来的直选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随着例会、短信群发和邮件群发等动员活动不断进行,更多的律师,特别是陌生的、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律师加入进来了;
- 因为全部核心成员都是主张通过行使投票权以选举的方式建设新律师协会,所以每一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在这个战略之下进行的,主题内容越来越丰富,参与者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
- 到8月底的时候,积极分子恢复到30多人,到年底的有近200多人明确支持直选活动,2009年2月份的律师,北京律师协会在08直选律师团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了全中国第一次律师代表的投票活动,有近20000名北京律师协会参与;
- 经过此次投票活动,北京司法局和北京律师协会不得不废除了针对外地户口律师的歧视政策,虽然会长张学兵仍然在是北京户口,但是从副会长到理事到律师代表,一大批外地户口的律师参与其中;
- 北京律师的年检费用也从5000元降到了2000元,并且从2008年一直维持到2025年,十余年来为北京律师节省年检成本支出近10亿元;
- 更重要的是,因为2万多名律师的参与,导致政法委、司法部召集全国司法厅局长开会,明确要求全国律师厅局年度收费不得超过2000元,仅此一项,17年来为中国律师节省近100亿元;
- 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来分析,08直选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民主运动,它创造了许多记录:
- 投入时间最多,直选律师团队共计投入了近20000工时;
- 时间跨度为长,从2007年开始准备到2009年结束,持续了20多个月;
- 参与人数最多,不仅是核心30多名核心成员,而且还是20000名北京律师参与投票,是五四运动人数的7倍;
- 方法安全,全过程依法投票选举,使得全体参与者没有一人被捕;
- 收效明显,整体投入不到100万元,截止今天来看,仅仅相当于北京律师收益的万分之一;
- 如果我们用数据来核算每一次民主运动,08直选无疑是数据效果最好的;
- 回过头来再看2008年3月份时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直得没有走投票之路,而是走向街头进行直接抗议,会是什么结果呢?
- 我认为当初提出示威游行的律师们也是一时头脑发热,根本没有想到如何把运动持续下去;
- 想一想,真要上了街头,谁去申请?谁去保障后勤?怎么能够坚持24小时?如果司法局要吊销执照,谁能坚持?
- 事实也是如此,当初那些喊着上街的律师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去申请游行示威;
- 当初和我们分道扬镳要求另建组织的同仁们最后全都烟消云散了;
- 其实一个组织的“道”,不是某个人设定的,往往是通过成员协商出来的,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途径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辩论和表决了;
- 中国文化中一直不认可辩论的价值,更没有投票的习惯,无法产生多数决的组织行为模式;
- 导致华人一言不合就“退群”,成员一旦离开组织,既无法成立新的组织,也无法找到新的方向;
- 组织的反复分离使得华人在全球均以原子化的形态存在,其结果就是人数众多但软弱无力;
- 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加州的“排华法案“,1865年时旧金山的华人占到了当地人数的接近30%,但是因为派系众多、分离频繁,导致无人做为代表参与当地立法组织,华人最后成为被排挤的多数人;
- 160年过去了,做为最常使用辩论工具的中国律师,绝大部分仍然和当年的华人一样,没有学会辩论、不会使用投票、更不知道成员表决是发现组织方向最优的工具;
-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日本的左智海律师也退群了;
- 我们生活在2025年,但是华人的组织技术仍然在1825年,无论从普通华人群体还是到职业律师,这无疑都是一种治理愚昧的悲剧!
-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能够与李苏滨、许志永、程海、唐吉田、张祖桦等一批那个时代关注中国命运的朋友们一起,做成了一件现在看来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人生最值得回忆的事情。